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刊发了一条宣传牙膏的商业广告。这是“文革”后中国大陆第一条工商广告。那是一条极不起眼的小广告,通栏,仅20行,放在三版垫底的地方。
广告业不是一个新鲜的行业。
中国的广告业,曾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断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销售商品的需求急增,广告业重新兴起,并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专业化、国际化的广告市场。
恢复工商广告
“文革”刚过去,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恢复刊登了第一条广告,“一石激起千层浪”,对这一条广告,外媒和香港媒体评价如潮。
今年85岁的王巨忱,自《天津日报》1949年创刊以来,一直负责报社的广告。王巨忱回忆说,1978年底,当时的总编辑石坚找到他,让他来恢复广告科,准备恢复报社的工商广告。
这是因为,当时,刚恢复《天津日报》总编辑职务的石坚,力排众议,在报社力主“必须恢复工商广告”。
说起当年恢复广告的初衷,今年已80余岁的石坚侃侃而谈。他回忆说,1978年底,在报社的一次全体会议上,他提出,要为职工谋福利,解决职工的房子问题。解决住房问题,就要挣钱盖房子;要挣钱,就要恢复工商广告。
话毕,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对那次掌声,王巨忱记忆犹新:“那次会议,印象很深刻,大家听完很兴奋,鼓了很长时间掌。”广告科恢复后,王巨忱说,当时只有他一个人,阻力不小。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找以前的老客户拉广告,想打开登广告的局面。然而,广告不好拉。
当时,他面临的形势是,全国经济几乎崩溃,物资匮乏,买东西还是要这个票那个票。“各个厂、企业都说没有广告费开支,只能做临时开支,企业还不愿把广告费计入成本。”这让王巨忱很无奈。
凭着老关系,王巨忱终于和天津牙膏厂谈下来第一个广告。这条广告的广告费是700元,与“文革”前的价格一样,没有任何改变。广告制作也很简单,靠手工绘制。王巨忱说,谈好后,他去百货公司的百货站找到一个美工,画了幅牙膏漫画,写上“蓝天牌牙膏”等字样,做出来第一个广告版样。
刚过完元旦,1979年1月4日,这一条牙膏广告在《天津日报》第三版的底部登出,仅占版面的1/10左右,非常不起眼。然而,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内地第一个出现在报纸上的商业广告。当时的香港《大公报》敏锐地评论道:“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起航。”
第一条广告刊登后,广告逐步多了起来,报社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到80年代,《天津日报》的广告就开始上百万,后来突破上亿元。《天津日报》在石坚恢复广告的主张下,用广告费为职工盖了宿舍楼,解决了报社职工的住房问题,人心大振。
“为广告正名”
在《天津日报》刊登出第一条广告10天后,距中国的春节仅两周,1979年1月14日,一篇《为广告正名》的文章跃然出现在上海的《文汇报》上。
作者丁允鹏,1964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当年38岁的他,就职于上海广告公司外贸设计科。这是一篇“蓄谋”良久的文章。在发表文章前,丁允鹏所在公司总经理王庆元成立了广告恢复6人小组,在国内调研了解广告市场。
丁允鹏在文中说,“对资本主义的生意经要一分为二。要善于吸取它有用的部分,广告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有必要把广告当作促进内外贸易、改善经营管理的一门学问对待。”建议“我们应该运用广告给人们以知识和方便,沟通和密切群众与产销部门之间的关系”。
广告界人士认为,这篇文章,扭转了以前人们认为广告是“摆噱头、吹牛皮,资本主义生意经”的观点,吹响了中国内地恢复广告业的第一声号角。
紧随其后,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在春节这一天,中国少量有电视机的家庭,看到了内地有史以来播出的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介绍保健酒——“参桂养容酒”。这一天,正好也是邓小平同志访美的第一天。
这条广告堪称是中国广告界最为简单的一则广告,仅仅是品名和联系方式的合成。职业撰稿人钟超军在《中国营销大事记》中写道,据上海广告公司总经理王庆元回忆,当时,本来准备播上海市药品公司的广告,但考虑到播出当天是农历春节,所以改成了“参桂养容酒”。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37天,上海台播出的这一条最为简单的广告,再次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被认为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重点发展经济的重要信号。
同年4月,广东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