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呼死你”系统的升级版“收死你”系统应运而生，在管理部门调查取证并以短信形式通知对方定时定点接受处理后，警示系统将连续向违法者发送短信，费用由其支付，直至话费扣完为止。（4月19日《新京报》）一直以来，清除城市“牛皮癣”都是城管部门与小广告张贴者们斗智斗勇的过程。这些年，随着通讯科技的发展，这种“斗争”已从“你追着贴，我追着揭”的游击战术，上升到技术手段的对抗。
城管部门动用了恶意电话追呼 系统，俗称“呼死你”，只要将非法小广告上的联系电话输入该系统，即可不间断拨打对方电话，直至将其“打爆”。如果被拨叫者接听来电，会听到要求其接受行政处理的语音提示。
这种手段甫一投入运用，“牛皮癣”制造者们的确有些措手不及；时间一长，倒也渐渐找出应对之道，手机用户将电话呼叫转移，“呼死你”就只能望洋兴叹；座机用户恶意反复接听，反而导致通讯费用奇高，令城管部门“伤敌一万，自毁三千”，大大加大了政府承担的执法成本。为了杜绝恶意接听，一些执法部门往往直接将该类电话做停机处理。这个时候争议就出现了，被停机者往往声称，宪法赋予了公民通讯自由，只要没有拖欠费用，强制停机显然于法无据。而执法部门则认为，既然电话用于制造“牛皮癣”之类行为，就已沦为违法工具；限制违法工具的使用，自是行政执法的当然举措。
从实践中看，用“收死你”取代“呼死你”，在执法上的确更加经济、便利、有效，但问题在于，如果所有成本均由违法者承担，短信费用的不断扣除显然构成对其财产权利的剥夺，事实上起到了行政处罚的效果。既然是行政处罚，依照行政处罚法定原则，行政机关就不能脱离法律框架“创设”处罚名目，更不能就处罚种类﹑适用范围自行任意调整。
在《行政处罚法》里，针对违法者的财产处罚包括罚款、没收两种。这种每天以短信计费形式进行的“资金扣除”，显然不是没收，但如果认定为一种变相“罚款”，理由也略显牵强。
针对具体违法行为的行政罚款金额应是确定的，而逐日扣费则使处罚金额处于不稳定状态。上述短信费用一般会计入电信部门的收入，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罚没收入必须上缴国库。在这里，上缴国库与作为电信服务费交纳，显然不是一个概念。从操作上讲，即使违法者慑于“收死你”的威力，主动上门接受处罚，所处罚款是否应扣除已支付的电信费用，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通讯权是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如果被滥用，自应被限制或剥夺，但应是以法律、法规形式授予行政部门相应权责，而不能以目的决定手段任意裁量。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剥夺的“处罚”行为，也应施之有据，才能在维护公益的同时保证程序正义。
现实生活中，我们揭去墙壁上张贴的“牛皮癣”前，往往要先涂上一层特制的药水，若是一揭了之，只会让建筑物表面留下难看的疤痕。
对付“牛皮癣”的制造者们，我们同样不能“一呼了之”、“一停了之”乃至“一收了之”，否则，只会让执法行为的公正力与公信力受到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