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路牌第一案”原告胜出两政府部门拒绝发表意见
2002年，黎祖德因政府部门拆了他公司的315块用于做广告的路牌，把沈阳市民政局、市建委两家政府部门告上法庭。至此，一场民告官的法律诉讼拉开了序幕。
2003年8月4日，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曾以《倒下的路牌》为题，录制了一期专题探讨此案，引起全国关注。因其在社会和法律两个领域的深刻影响，此案被定义为“中国路牌第一案”。
2005年12月13日，国际友好广告公司的副总经理黎祖德哭了。
这一天是黎祖德告沈阳市民政局（以下简称市民政局）、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委）胜诉的日子。
年过半百的黎祖德说，他等这场胜利等了3年，其间他绝望过，可他没有退路。
还原户外广告第一案
黎无奈地说，他到现在也不明白自己与政府签了合同的路牌怎么就变成“擅自”设置的了，“就算政府内部机构调整，地名办改了主管单位，可我的合同也应该是合法的啊。”
“我与两个政府机关的这场官司，从最开始就埋下伏笔了。”说起这场被称作是中国户外广告第一案的官司，黎百感交集。
2002年，他因政府部门拆了他公司的315块用于做广告的路牌，把市民政局、市建委两家政府部门告上法庭，从此开始了他3年的民告官之路。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2001年2月8日，辽宁国际友好广告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友好）与原隶属市建委的沈阳市地名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地名办）签订合同，公司承担青年大街等35条道路的路牌设置及承揽广告业务，期限15年。
“从一开始与市建委合作时，我就发现政府部门做事并不按规则来。”黎认为，这场官司是政府随意执政带来的必然结果。
国际友好承办35条道路路牌之初，并没有与市建委签合同，“但公司在运作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刚把路牌安上，就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通知要拆，过几天又让安装。”黎说，这样折腾了几次，他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主动要求与市建委签了合同。
但这个受法律保护的合同没能保护得了他的公司。
一年之后，黎便在2002年4月7日的《沈阳日报》上看到市民政局的通知：对未公开进行登记的不符合规定的标志牌，请市执法局依法拆除。
此时，地名办的隶属关系已由市建委变成了市民政局。
这种变化体现在黎身上，就是他以签合同的35条道路的路牌全在不符合规定之列，2002年4月，国际友好315块路牌被强制拆除。
黎曾拿出合同证明自己路牌的合法性，并与当时已“改嫁”隶属市民政局的地名办协商，黎认为如果市民政局强拆路牌，是违法的。
这个合同已经不符合现在地名办的要求了，市民政局称：“拆除国际友好擅自设置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路牌是合法的行政行为。”
黎无奈地说，他到现在也不明白自己与政府签了合同的路牌怎么就变成“擅自”设置的了，“就算政府内部机构调整，地名办改了主管单位，可我的合同也应该是合法的啊。”
民庭到行政庭再到民庭
黎说：“这样的折腾，就是煎熬。有几次我都绝望了，我想我是告不赢的……”
“我想我的合同是与政府签的，政府不会不认账，我去法院告，应该很快还我个公正。”黎说，“我把事情想简单了。”
之后的3年里，这场被称为“中国路牌第一案”的案件经历起起浮浮。
2002年12月，黎向和平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行政执法局取缔其户外街道路牌的行政行为。半年之后，2003年5月，区法院以“原告不能证明沈阳市行政执法局实施了拆除路牌的行为，驳回原告的起诉。”
这是黎祖德第一次意识到，“告政府是如此的难。”
2003年1月，黎向市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3月仲裁委员会裁决，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地名办单方撕毁合同,应赔偿申请人经济损失982000元；赔偿路牌损失134644元。
这是黎祖德第一次看到希望，而这个裁决在两个月后，就以裁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了裁决。
直到2003年8月，黎向沈阳中法提起诉讼。
在中法的两年多时间里，案子经历了由民庭转到行政庭，再转回民庭审理的波折。
其中由行政庭转回民庭审理时，行政庭写的理由是，“因无法可依，无法审理”，所以退回民庭审理。
黎说：“这样的折腾，对于我来说就是煎熬。有几次我都绝望了，我想我是告不赢的。但是我没有退路。因为强拆，我与12家客户的合同都违约了，我得给他们一个交待。”
“而且，我对法律还有一丝期望，我对沈阳还有希望。”黎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
黎举了个例子说明他的窘境，“这12家企业的老总常打电话问我，老黎啊，你那边儿的官司打完没有呀，你打完了，我们好告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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