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另一方面是，2005-2011年间，长三角超过1/5的乡村已经消亡，2011年江浙沪村民委员会较2000年减少了41.03%，其中江苏减少了52.92%，浙江减少了31.84%，上海减少了38.58%。——虽然这些地区农村还拥有常住人口总量近3成的规模，但是农民上楼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加上近2成的非本地户籍城镇人口(在特大城市，这一比例还会更高)，相当一部分异地置业和就业的城镇人口，不能有效且公平享受城市资源和服务的总人口，在长三角地区的比例依然有半数之可观。
或者说，如何结构性的安排发达地区的既有人口将是这些地区城镇化命题的核心。因此，政策上出台了北京的功能疏解方案，并已经在2年的时间内为这座城市直接减少了30-50万的外来人口。对应的是，在北京周边地区，以这些疏解产业为核心，一些微型城市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如何保留必要的农业和农村的生产功能，并使得农业产业体系公平享受社会发展成果，也是一个巨大问题。
整两个命题的核心就上文中提到的“旧移民”的平等和农村的人口转移以及农村的结构性重建问题。首先，不是农村盖楼就城镇化了，只有农村和农民享受城市化的服务，才是真的城镇化；第二，不是人口进城就是城镇化，能够安居且乐业，享受平等的城市服务才是城镇化；第三，不是农民一走了之就是城镇化，农业生产不能荒废、农村，农民和农业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即，只有人的流动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反而会形成“新移民病”、“新移民贫民窟”、“城市市民的出身分层结构”。
这是十三五期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命门则是“城市资源如何分配、流动、管理”。——即让城市资源能下沉：中心城市向卫星城市、微型城市提供可流通的公共服务，让农村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范畴。但是，这种资源配置的变化，不可能以绝对增量的无限增加来实现，也不可能以服务对象的无限集中化实现。可靠的方法是改变既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发掘新的资源配置工具——这既是新型城镇化，一定是信息化、智慧化基础上的城镇化。我们的新型城镇化既是对欧美过去几十年发展经验的继承，更具有时代特色，更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实现智慧化的“新型城镇化”已有基础
智慧化新乡里的基本层面是什么?安全公平、文化教育公平、医疗公平、休闲空间公平。这些资源配置的变化，则以交通的发展(如郊区公交、市域快速铁路)、信息化的发展(农村光宽带工程)、新商务模式的发展(农村电商、智慧医疗、云课堂)、新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乡郊公园、体育设施)为基础。——这些基础性建设，几乎每一项都与大屏行业紧密相关。
有了以上的基础条件，城镇和乡村的二元结构就会消除。但是，做到以上这些却必须以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支撑。这也是说新型城镇化依然会从东部地区率先成熟的原因所在。
从财力看，北上广深，以及珠三角、长三角的二三线城市，足以支撑起更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深圳市为例，其2015年地税收入2276亿元，增长32.9%，国税收入4147亿，增长39%，而整个台湾财政收入才3700亿。财力基础将是支持新兴城镇化和美丽乡里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而且这些投入并非纯福利消费，而是具有对应固定资产、足以产生充分社会效益，甚至经济增加值的“投资”。
从技术角度看，人类“分享”型技术、“跨越地域限制”的效率性技术从未如此先进，且价格低廉。以信息显示的液晶屏幕看，目前的单位显示面积均价只有10年前的十分之一，能耗水平则为十年前的三分之一；以信息通信的光纤和其终端产品看，现在的成本只有20年前的百分之一，甚至是数百分之一。今天信息化技术已经足以保证足够高的性能、效果，以及成本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从工程实现角度看，信息化服务于农村和小微城市、城镇，完全继承了大城市应用的经验成果，具有极高的工程可行性、实现风险几乎是此前大城市相应建设工程的万分之一。
从需求看，国内东部地区已经进入“消费型”社会。市场需求潜力，新经济业态的增长速度都位于全球首位。例如择校热、医院饱满等社会负面现象，一定意义上恰是“需求爆发”的标志性指标。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农村医疗保险的参险率，在费用逐年提高的基础上依然能保持稳定，这说明了农村市场对“城镇化”消费的接纳成都已经非常高。
从投资收益的可行性角度看，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大型城市的郊区的人口密度是空前的：存在大量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公共服务空白和薄弱区域，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有现象。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长江中下游沿线，甚至能够形成足以超过很多国家提炼的大面积的高人口密度、低城市公共服务区域——类似现象是欧美所没有过的。在这些地区实行乡里智慧化、城镇化的最终投入收益是有保障的。因为，影响这些投入收益的关键指标只有两个人口总量和分布密度。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的美丽乡里、小微城市市场，不是空想；大屏等智慧化、信息化行业在这一空间中的机遇更是广阔。
